许燕妮 1 鲁月2

　　(1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四川 成都 610213,

　　2武警警官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四川 成都 610213)

　　关键词：中国军事文学作品;英雄;人物形象

　　一

　　英雄一般指勇武过人或杰出的人物。中国历来对人物品格表示褒扬的核心是圣贤，它代表着理想人格。如三皇五帝等。而英雄则不同，有时甚至与“圣贤”相对立。英雄并不标示人物的具体社会身份和职业。

　　“英雄”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班彪所著的《王命论》中：“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这里的“英雄”指辅佐汉高祖刘邦成就汉室的人物。魏晋时期，“英雄”是品评人物的名目。刘劭《人物志·英雄篇》：“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刘劭对“英雄”最简明的定义是“文武茂异”，即智慧超群、才能卓异、武艺高强的人被尊为英雄。王粲《英雄记》中记述的人物，不仅有曹操、刘表等，还包括曹操的政敌袁绍集团的主要成员，甚至包括恶名昭著、久已败亡的董卓及其部下，可见在王粲心目中，凡才能出众的人均是“英雄”。《世说新语》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治世，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乱世，这种破坏力转化为创造性力量，奸贼变成英雄。在这看似矛盾的评价中，隐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常态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强调顺从尊长、约束个性的儒家文化传统中，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和创造性才能是受到抑制的，这种欲望与才能越是强大的人，就越有危险性。只有等到乱世，才能以“英雄”的姿态脱颖而出。魏晋时期，英雄行为的正当与否及创业的成败是另一回事，他们在世间演示的快意人生，则是令人感动的。魏晋对英雄的赞美，是对一种强大精神活力的赞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英雄主义”的情结，英雄文化甚至成为最具有支配性的一种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战争频繁，只有拥有强力的人才能改变战争的结果，从而决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于是在现实中对强力的崇拜生发为文学作品中对英雄的崇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内涵，从古代军事文学作品中，凡具备嫉恶如仇、勇猛过人、舍生取义等性格特质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英雄。到了近现代，英雄往往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个人的行为符合国家意志的规范才能称为英雄。当下，英雄称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凡能坚守岗位、信念坚定、舍己为人、具有奉献精神的人都可以称为英雄。英雄主义则是英雄行为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规范在文学作品中就是英雄的理想气质。

　　二

　　英雄主义在作品中的展现是通过英雄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作家通过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描写潜移默化地表达作者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因此，历史和时代在变化，但是关于英雄的话题始终为未曾断绝，非但如此，英雄形象还具有一定的共同倾向性——神化了的英雄;完美英雄;本色英雄。

　　(一) 神化了的英雄

　　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开始，英雄观念已然存在人们心中，比如黄帝、炎帝、蚩尤、刑天等，他们化身为“神”，被赋予了神的力量。蚩尤是恶德的化身，发明了刀兵和刑法;刑天能够断头而手舞干戚继续与黄帝战斗，成为古代文学中“化生”文化的典型。所谓“化生”就是不死，或者说是先死而后生，死后幻化而成山川、河流、森林等等，比如盘古，它创造了世界，但它死了，但是它又以另外的形式活着，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先民独有的。

　　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中国古代先民将英雄神化——但族群的存在、朝代的更迭基本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英雄从神走向了人，便有了“足智近于妖”的诸葛亮、便有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水泊梁山大哥宋江等英雄。这与儒家文化的“兼善天下”有直接关系，也与古代社会战争频繁并在战争中捍卫国家利益的英雄想象有关。战争年代需要英雄，和平年代依然需要英雄。

　　(二)完美英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军事文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英雄主义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当代以后，构成军事文学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两个范围内：一个是革命历史，一个是当代英雄，英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红色经典”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英雄史。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到南线战争一直到和平时期的军营，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经历了从完美英雄到本色英雄的变化。完美英雄，是“光明”的代名词，这群人英勇无畏、大公无私、没有性欲、没有精神危机，甚至在相貌上也仪表堂堂，一般都出身贫苦农民家庭。

　　《保卫延安》(1954)中的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林海雪原》(1957)中小分队的指挥员少剑波，被完美刻画为既会指挥打仗，又会写作浪漫主义诗歌的儒将;脍炙人口的杨子荣形象的塑造也是这本小说的一个特色，杨子荣体现了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英雄特质，他遇事临危不乱，并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三)本色英雄

　　进入90年代以后，英雄主义价值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没有英雄或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如何处理军人作为普通人和特殊人的不同属性关系，是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难题之一。“表现英雄人物的难点，就在于把握英雄性格的伟大性和真实性(平常性)的临界线，把两种特性都表现出来。英雄的伟大性如果孤立地按单一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突出，以至排斥英雄的某种超常性，就会变得庸俗和渺小，也同样会失去英雄的美感效应。”[1]这一文学创作理论丰富了作品人物性格的理论探索。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茹志娟《百合花》(1958)作品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2]作品写作了一段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爱情牧歌，表现了小通讯员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有腼腆、急躁、单纯的性格，但是最后又是战死在沙场的英雄的一面。

　　三

　　作家在创造英雄，而英雄形象是作家自身人格理想在作品当中的投射，或者说英雄是作家社会理想的延伸。英雄形象或出现在诗歌中，或出现在词作中，或产生在小说、散文中。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描写英雄的中国军事文学发展的过程与中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步。唐以前的军事文学作品多以诗歌和史传的形式呈现，而这两类题材是唐以前最为繁盛的体裁形式。宋以后出现了以军事入词，以军事入小说的写法，出现了诸如辛弃疾的以笔为刀的军事词作，岳飞忠义双全的《满江红》;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创作。到了近现代，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有关军事的电影、电视、网络小说也在传播着有关英雄的故事。

　　同时，中国军事文学受特定时代的战争文化规范影响较大。先秦，分崩离析的诸侯之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体系，《诗经》中传唱的都是保家卫国的热情之歌，在强调群体力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众多无名氏创作的“诗经”描写的也是一群没有姓名的无名英雄群体。秦以后，《史记》这一史传文学巨制传神的刻画了众多英雄形象，末路英雄项羽、胆识过人的刘邦、功勋卓著而终身未封侯的李广等。 魏晋群雄争起，曹操、刘备、袁绍、董卓等人物粉墨登场，一直到近代时期，文学作品中都有着较为统一的英雄观：胆识过人、勇猛过人。在战争频繁的年代，超群的个人能力能力挽狂澜，建立丰功伟绩，因此在没有统一国家伦理规范的情况下，个人能力超群的人都可以是英雄。

　　自秦实现大一统以后，尤其是汉代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家体系以后，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机器，爱国与忠君合而为一。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诸如《水浒传》等一类型的作品，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凡英雄不仅仅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还一定忠君爱国。这就是特定时代的战争文化规范所至。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历史的本质的发展。” [1]这一新中国初期战争文化规范使当代文学初期军事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暴力、血腥场面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这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制约。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经历了发展的低潮，对既往战争资源的充分开掘，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淋漓尽致的发挥等，作家不能再利用战争资源写出更多振奋人心的作品。二十一世纪之后，多元文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涌入，文学创作理论的更新，作家开始摈弃人物为主题服务的创作方式，高扬“人性”的主题，表现军人作为军人的特殊性一面，也表现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先后出现了《一路格桑花》、《士兵突击》、《父母爱情》等优秀军事文学作品，突出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们既是和平年代训练场上的优胜者，更是人生的赢家。